文官治军（中）
任职年龄“七上八下”已经成为军委领导换届中的不成文规定。一“代”军委领导班子通常要跨过两届任期，因此，新一届军委的年龄结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新一届军委领导中的大多数，必须在62岁以下，才能确保完成2届任期。2002年，“16大”后的军委领导，大多为1940年后生人，且大都在1997年前后出任正大军区职。依此判断，1950年后出生者将成为“18大”后新一代军委班子的主体。然而，目前的正大军区职干部中，1950年后出生者，仅张又侠（1950）、刘源（1951）、房峰辉（1951）、张阳（1951）、贾廷安（1952）等寥寥几人。从年龄角度考虑，挑选新一代军委班子的候选人实在有些“捉襟见肘”。其实，近几十年来，军队一直在提倡干部“年轻化”，这个“老大难”问题却一直没能得到过很好解决。
高级将领任免实现“制度化”和“法制化”，是建立“文官治军”体制的最重要环节之一。1988年9月，解放军通过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2000年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官法》），规定了军官平时服现役的最高年龄，“军官达到平时服现役的最高年龄的，应当退出现役”。65岁、63岁、60岁，分别是正大军区职、副大军区职、正军职的最高服役年龄。但直到江泽民主军时期（1995年后），这个原则才真正得到贯彻执行。甚至还增加了另一个硬性规定，“担任师、军、大军区级职务的军官，正职和副职平时任职的最高年限分别为10年”，即人们常说的“10年大限”。此后，“超期服役”的正大军区职干部，仅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一人。
然而，军队干部“老龄化”的问题却始终无法得到有效解决。1992年，新任的3位大军区主官平均年龄高达62.7岁。此后，大军区主官的任职年龄逐年降低。1995年，新任的两位大军区主官姜福堂和廖锡龙分别只有54岁和55岁。1997年，“15大”结束后，大军区主官平均年龄只有58岁，成为近20年来最年轻的一届。不过，当时的军委领导班子则以近70岁“高龄”，与年轻的大军区主官形成鲜明对比。2002年“16大”后，军委领导的平均年龄63.3岁，而大军区主官的平均年龄“反弹”到60.2岁。近年来，经过一系列调整，目前大军区主官的平均年龄仍超过59岁，60岁以下者不到一半。“17大”时军委平均年龄仍有63.6岁，其中将有一半在5年内达到70岁“高龄”！
显然，正由于制度上仍存在缺陷，才使干部队伍建设无法跳出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怪圈”：“老龄化”，“年轻化”，再“老龄化”，再“年轻化”…在一定程度上，目前高级将领的“老龄化”问题，与《现役军官法》存在直接关系。比如，是否可将年龄与“军龄”相结合确定退役时间？为何不明确规定军委领导的任职最高年龄？军以下各级的任职最高年龄相差均为5岁，而军级到大军区级为何要相差10岁？正大军区职的任职最高年龄达65岁，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这样的年龄显然有些偏大。
2009年，一批正大军区职岗位面临调整。更多“50后”才可顺势上位，他们其中极有可能3年后再跻身军委领导班子。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什么意外。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何时才能摆脱这样一种被动、无奈的局面。
（待续）
2008年12月13日星期六
2008年12月6日星期六
从当前军队的人事布局，展望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六）
文官治军（上）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国家副主席习近平1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访的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阮克研一行。而在不到一个月以前的11月5日，习近平也以国家副主席身份会见了来访的塞尔维亚国防部长德拉甘·舒塔诺瓦茨。这是习成为政治局常委后，在公开报道中，第一次独立处理涉军事务。由于习目前尚无军中职务，因此，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参加军事外交活动，是习接触军队将领，了解军队事务的一个重要方式。这也预示着习已经开始“热身”，为正式进入军队领导层做好准备。
不出意外的话，习将在明年国庆60周年“大庆”前夕，出任排名第一的军委副主席。而在10年前的1999年9月，军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胡锦涛成为军委副主席。同时，郭伯雄、徐才厚出任军委委员。此后，郭、徐二人以军队领导人身份，跻身于“第四代”领导集体。现在最令人关注的问题是，谁将成为下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军方代表？
“文官治军”，始于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然而，这是并不成功的一次尝试。在30年前那个变幻莫测的政坛上，“老实人”华国锋注定只是一个“匆匆过客”。1977年，华国锋正式出任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军委副主席有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老帅和邓小平。不过，在众多创军建国的元老面前，华虽有“军委主席”其名，却难有“军委主席”之实。叶被毛赋予了“托孤护主”的重担，而邓则在政坛“三起三落”，被毛称为“绵里藏刀”。华、叶、邓三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三角关系，尤其是叶在其间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4年后，邓小平最终取代华，成为中央军委主席。于是，在整个1980年代出现了这个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奇怪现象，国家最高领导人和党的最高领导人，居然不是军队的最高统帅（胡耀邦甚至都不是军委副主席）。
1989年，江泽民接任军委主席，至少从形式上，重新回到“党指挥枪”的时代。但直到1992年，中央军委从机构设置上，取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秘书长一职，才算真正开始“文官治军”。邓公精心挑选了年近八旬的刘华清、张震出任军委副主席。显然，邓还是有些担心江镇不住军中大老，只有老将出马才能服众。然而，这样的安排，只能维持一届，甚至不到一届，毕竟年龄是个大问题。“年轻人”被“扶上了马”，后面的路怎么走，还是得靠自己。
回顾这段历史，从“11大”后的“风云变幻”，到“14大”前的“暗流涌动”，权力交接过程扑朔迷离，充满各种不确定因素。这也许是政治“后强人时代”普遍面临的问题。江不但接过了邓交予的权力，也顺利交给了以胡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更重要的是，江实践并确立了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交接模式。接班，花了6年时间。交班，前后也有5年。以“成熟稳健”的政治风格取代了过去的“急上急下”，在现有体制下，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江确实圆满完成了承前启后的任务。
在反映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电影《惊爆13天》（Thirteen Days）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美国对古巴设立海上封锁线，进行“隔离”。但苏联货船把禁令置若罔闻，继续驶向古巴。虽然肯尼迪总统已经下令“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火！”但坐镇海军指挥中心的年轻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仍和老将军海军参谋长安德森（George W. Anderson, Jr.）发生了激烈争执。军方要求开火以示警告，麦克纳马拉却极力反对，不到最后关头绝不开火。海军最终只是发出了警告性的照明弹，而苏联船只也停止前行。一场可能毁灭世界的大战终于得以避免。
“古巴导弹危机”考验了政治家们的智慧和胆识，同样也考验着美国的“文官治军”原则。军方坚决要求以武力捍卫国家安全，对于任何挑衅行为绝不示弱。而以总统和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为首的“文官”，坚持通过政治手段化解危机。虽然双方存在巨大分歧，但文官系统始终牢牢掌控着军队，确保了事件最终和平解决。
在西方国家，“文官治军”原则能得以很好的贯彻执行，得益于几个基本原则：国家化，法制化、职业化。法律规定军队纳入国家体系之内，接受文官政府领导，由议会决定国防政策和军队体制等原则问题。由于高层文官会随政府更迭而易人，要保持军事战略的连续和军队建设的稳定，必须依靠法治而非“人治”。军人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军队中不允许存在任何政治组织。
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之下，“党指挥枪”是根本原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文官治军”的变种。由于军队独立于政府之外，只有将军队纳入党的系统，才能确保军队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然而，正由于军队将领在党的领导层始终拥有一定的席次，从制度上，便无法避免军队对政治的影响。当年，“军队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一句口号，彰显了军方左右政局的意图，更让文官“忧心忡忡”。虽然，近年内不断强调“依法治军”，但在现行体制中，“人”依旧是最关键因素。
文官担任了三军统帅，只有依靠军人作为“左膀右臂”，才能实践“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于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担任军委主席，同时安排两位军人担任副主席。其中一位善于军事指挥，一位负责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军委领导核心的这种“1+2”模式，也是军队在党委领导下“双首长”制的最高形式。两位军人副主席之间，还能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从而确保文官主席权力的稳定。江泽民时代，挑选了军事干部张万年和政工干部迟浩田担任副主席。本届军委中，两位副主席郭伯雄与徐才厚同样与是一军一政。虽然之前曹刚川曾担任过一届副主席，但曹为技术干部出身，在副主席任上主要从事国防部长的礼节性活动。郭、徐二人才是真正的“主角”。
（待续）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国家副主席习近平1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访的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阮克研一行。而在不到一个月以前的11月5日，习近平也以国家副主席身份会见了来访的塞尔维亚国防部长德拉甘·舒塔诺瓦茨。这是习成为政治局常委后，在公开报道中，第一次独立处理涉军事务。由于习目前尚无军中职务，因此，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参加军事外交活动，是习接触军队将领，了解军队事务的一个重要方式。这也预示着习已经开始“热身”，为正式进入军队领导层做好准备。
不出意外的话，习将在明年国庆60周年“大庆”前夕，出任排名第一的军委副主席。而在10年前的1999年9月，军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胡锦涛成为军委副主席。同时，郭伯雄、徐才厚出任军委委员。此后，郭、徐二人以军队领导人身份，跻身于“第四代”领导集体。现在最令人关注的问题是，谁将成为下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军方代表？
“文官治军”，始于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然而，这是并不成功的一次尝试。在30年前那个变幻莫测的政坛上，“老实人”华国锋注定只是一个“匆匆过客”。1977年，华国锋正式出任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军委副主席有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老帅和邓小平。不过，在众多创军建国的元老面前，华虽有“军委主席”其名，却难有“军委主席”之实。叶被毛赋予了“托孤护主”的重担，而邓则在政坛“三起三落”，被毛称为“绵里藏刀”。华、叶、邓三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三角关系，尤其是叶在其间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4年后，邓小平最终取代华，成为中央军委主席。于是，在整个1980年代出现了这个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奇怪现象，国家最高领导人和党的最高领导人，居然不是军队的最高统帅（胡耀邦甚至都不是军委副主席）。
1989年，江泽民接任军委主席，至少从形式上，重新回到“党指挥枪”的时代。但直到1992年，中央军委从机构设置上，取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秘书长一职，才算真正开始“文官治军”。邓公精心挑选了年近八旬的刘华清、张震出任军委副主席。显然，邓还是有些担心江镇不住军中大老，只有老将出马才能服众。然而，这样的安排，只能维持一届，甚至不到一届，毕竟年龄是个大问题。“年轻人”被“扶上了马”，后面的路怎么走，还是得靠自己。
回顾这段历史，从“11大”后的“风云变幻”，到“14大”前的“暗流涌动”，权力交接过程扑朔迷离，充满各种不确定因素。这也许是政治“后强人时代”普遍面临的问题。江不但接过了邓交予的权力，也顺利交给了以胡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更重要的是，江实践并确立了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交接模式。接班，花了6年时间。交班，前后也有5年。以“成熟稳健”的政治风格取代了过去的“急上急下”，在现有体制下，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江确实圆满完成了承前启后的任务。
在反映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电影《惊爆13天》（Thirteen Days）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美国对古巴设立海上封锁线，进行“隔离”。但苏联货船把禁令置若罔闻，继续驶向古巴。虽然肯尼迪总统已经下令“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火！”但坐镇海军指挥中心的年轻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仍和老将军海军参谋长安德森（George W. Anderson, Jr.）发生了激烈争执。军方要求开火以示警告，麦克纳马拉却极力反对，不到最后关头绝不开火。海军最终只是发出了警告性的照明弹，而苏联船只也停止前行。一场可能毁灭世界的大战终于得以避免。
“古巴导弹危机”考验了政治家们的智慧和胆识，同样也考验着美国的“文官治军”原则。军方坚决要求以武力捍卫国家安全，对于任何挑衅行为绝不示弱。而以总统和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为首的“文官”，坚持通过政治手段化解危机。虽然双方存在巨大分歧，但文官系统始终牢牢掌控着军队，确保了事件最终和平解决。
在西方国家，“文官治军”原则能得以很好的贯彻执行，得益于几个基本原则：国家化，法制化、职业化。法律规定军队纳入国家体系之内，接受文官政府领导，由议会决定国防政策和军队体制等原则问题。由于高层文官会随政府更迭而易人，要保持军事战略的连续和军队建设的稳定，必须依靠法治而非“人治”。军人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军队中不允许存在任何政治组织。
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之下，“党指挥枪”是根本原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文官治军”的变种。由于军队独立于政府之外，只有将军队纳入党的系统，才能确保军队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然而，正由于军队将领在党的领导层始终拥有一定的席次，从制度上，便无法避免军队对政治的影响。当年，“军队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一句口号，彰显了军方左右政局的意图，更让文官“忧心忡忡”。虽然，近年内不断强调“依法治军”，但在现行体制中，“人”依旧是最关键因素。
文官担任了三军统帅，只有依靠军人作为“左膀右臂”，才能实践“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于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担任军委主席，同时安排两位军人担任副主席。其中一位善于军事指挥，一位负责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军委领导核心的这种“1+2”模式，也是军队在党委领导下“双首长”制的最高形式。两位军人副主席之间，还能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从而确保文官主席权力的稳定。江泽民时代，挑选了军事干部张万年和政工干部迟浩田担任副主席。本届军委中，两位副主席郭伯雄与徐才厚同样与是一军一政。虽然之前曹刚川曾担任过一届副主席，但曹为技术干部出身，在副主席任上主要从事国防部长的礼节性活动。郭、徐二人才是真正的“主角”。
（待续）
从当前军队的人事布局，展望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五）
近几届军委领导班子情况汇总
“十四大”
1992年10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刘华清（中央政治局常委）
张 震
委员
迟浩田（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张万年（总参谋长）
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
傅全有（总后勤部部长）
1995年9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刘华清（中央政治局常委）
张 震
张万年（中央政治局委员）
迟浩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委员
傅全有（总参谋长）
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
王 克（总后勤部部长）
王瑞林（总政治部副主任）
“十五大”
1997年9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张万年（中央政治局委员）
迟浩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委员
傅全有（总参谋长）
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
王 克（总后勤部部长）
王瑞林（总政治部副主任）
1998年10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张万年（中央政治局委员）
迟浩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委员
傅全有（总参谋长）
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
王 克（总后勤部部长）
王瑞林（总政治部副主任）
曹刚川（总装备部部长）
1999年9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胡锦涛（中央政治局常委）
张万年（中央政治局委员）
迟浩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委员
傅全有（总参谋长）
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
王 克（总后勤部部长）
王瑞林（总政治部副主任）
曹刚川（总装备部部长）
郭伯雄（常务副总参谋长）
徐才厚（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
“十六大”
2002年11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胡锦涛
郭伯雄（中央政治局委员）
曹刚川（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委员
徐才厚（中央书记处书记，总政治部主任）
梁光烈（总参谋长）
廖锡龙（总后勤部部长）
李继耐（总装备部部长）
2004年9月
主席
胡锦涛
副主席
郭伯雄（中央政治局委员）
曹刚川（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徐才厚（中央书记处书记）
委员
梁光烈（总参谋长）
李继耐（总政治部主任）
廖锡龙（总后勤部部长）
陈炳德（总装备部部长）
乔清晨（空军司令员）
张定发（海军司令员）（2006年12月14日病逝）
靖志远（第二炮兵司令员）
“十七大”
2007年10月
主席
胡锦涛
副主席
郭伯雄（中央政治局委员）
徐才厚（中央政治局委员）
委员
梁光烈（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陈炳德（总参谋长）
李继耐（总政治部主任）
廖锡龙（总后勤部部长）
常万全（总装备部部长）
靖志远（第二炮兵司令员）
吴胜利（海军司令员）
许其亮（空军司令员）
“十四大”
1992年10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刘华清（中央政治局常委）
张 震
委员
迟浩田（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张万年（总参谋长）
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
傅全有（总后勤部部长）
1995年9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刘华清（中央政治局常委）
张 震
张万年（中央政治局委员）
迟浩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委员
傅全有（总参谋长）
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
王 克（总后勤部部长）
王瑞林（总政治部副主任）
“十五大”
1997年9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张万年（中央政治局委员）
迟浩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委员
傅全有（总参谋长）
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
王 克（总后勤部部长）
王瑞林（总政治部副主任）
1998年10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张万年（中央政治局委员）
迟浩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委员
傅全有（总参谋长）
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
王 克（总后勤部部长）
王瑞林（总政治部副主任）
曹刚川（总装备部部长）
1999年9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胡锦涛（中央政治局常委）
张万年（中央政治局委员）
迟浩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委员
傅全有（总参谋长）
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
王 克（总后勤部部长）
王瑞林（总政治部副主任）
曹刚川（总装备部部长）
郭伯雄（常务副总参谋长）
徐才厚（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
“十六大”
2002年11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胡锦涛
郭伯雄（中央政治局委员）
曹刚川（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委员
徐才厚（中央书记处书记，总政治部主任）
梁光烈（总参谋长）
廖锡龙（总后勤部部长）
李继耐（总装备部部长）
2004年9月
主席
胡锦涛
副主席
郭伯雄（中央政治局委员）
曹刚川（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徐才厚（中央书记处书记）
委员
梁光烈（总参谋长）
李继耐（总政治部主任）
廖锡龙（总后勤部部长）
陈炳德（总装备部部长）
乔清晨（空军司令员）
张定发（海军司令员）（2006年12月14日病逝）
靖志远（第二炮兵司令员）
“十七大”
2007年10月
主席
胡锦涛
副主席
郭伯雄（中央政治局委员）
徐才厚（中央政治局委员）
委员
梁光烈（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陈炳德（总参谋长）
李继耐（总政治部主任）
廖锡龙（总后勤部部长）
常万全（总装备部部长）
靖志远（第二炮兵司令员）
吴胜利（海军司令员）
许其亮（空军司令员）
2008年11月16日星期日
从当前军队的人事布局，展望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四）
三、总部首长
1982年冬，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确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为避免机构重叠，中共中央决定，国家军委与党的军委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不过，最初的两届国家中央军委与中共中央军委，在组成人员上并不完全相同。国家中央军委由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组成，而中共中央军委则由主席、副主席（常务副主席、第一副主席）、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组成。1992年10月后，新一届的中共中央军委不再设置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人员为主席、副主席、委员。此后，历届国家中央军委的机构设置与组成人员与中共中央军委完全相同。
1982年以后，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及总装备部部长（1998年10月后）一直是当然的军委组成人员，唯一例外是赵南起在担任总后勤部部长期间（1987.11-1992.11），只是国家军委委员，而不是党的军委副秘书长。到2012年时，除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总参谋长陈炳德、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都年逾七旬。而常万全也应会调整职务。因此，四位总部首长都会在“18大”前后易人。在组织编制中，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主任是军委委员职和正大军区职中的一个职级，其军内地位仅次于主席和副主席。迟浩田以后的历任总参谋长都有两个大军区司令员经历。总政治部主任的来源则呈“多元化”，都是从外单位调入，说明履历并非首要考虑因素。至于总后和总装部长，早先的似乎还有专业化的考虑，像赵南起是“老后勤”，曹刚川是“老装备”。而后来的继任者，除了政工出身的李继耐当过2年总装部长，其余都是大军区司令员出身，还是总长的。傅全有、陈炳德都只干了半届，便又转任总参谋长。
近20年内，共经历了5位总参谋长。任职时间最长的是傅全有，前后7年多，在总参历史上仅次于杨得志（7年8个月）。除了迟浩田以58岁就任之外，以后的历任都在62岁以上。
迟浩田（1987.11-1992.11）（1929.07－，山东招远人）
张万年（1992.11-1995.09）（1928.08－，山东龙口人）
傅全有（1995.09-2002.11）（1930.11－，山西崞县人）
梁光烈（2002.11-2007.09）（1940.12－，四川三台人）
陈炳德（2007.09-）（1941.07－，江苏南通人）
迟浩田为政工干部出身，而此后的4位总长都是有2个大军区司令员的经历，张万年是广州军区和济南军区，傅全有是成都军区和兰州军区，梁光烈是沈阳军区和南京军区，陈炳德是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北京军区司令员还没有担任过总参谋长（历史上也只有杨成武担任过代理总长）。而且，张万年、傅全有和梁光烈都有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经历。历任总参谋长都没有从副总参谋长“扶正”，迟浩田、张万年、梁光烈为从大军区领导直接升任，傅全有和陈炳德为总后和总装部长调任。
下任总参谋长，也有两个可能。或为留任的军委委员改任，或从现任大军区司令员中产生。留任的军委委员中，以总装备部长常万全和空军司令员许其亮最有可能成为总参谋长，常万全来自47军，在沈阳军区担任过3年的司令员。而且，常在21军61师师长任上曾与时任师政委的张海阳共事半年。许其亮的情况在前文中已有过讨论，这里就不再多说。
近20年内，共有4位总后勤部部长。任职时间最长的是王克，不过，现任部长廖锡龙待本届结束时将任满10年，成为总后历史上任期第二长的部长，仅次于任职长达12年的邱会作。
赵南起（1987.11-1992.11）（1927.04－，吉林永吉人）
傅全有（1992.11-1995.09）（1930.11－，山西崞县人）
王 克（1995.09-2002.11）（1931.08－，安徽省萧县人）
廖锡龙（2002.11-）（1940.07－，贵州思南人）
总装备部组建虽然只有10年，却也经历了4位部长，而且前三位都调任了更高职务，给人感觉总装更像一个安排干部过渡的部门：
曹刚川（1998.04-2002.11）（1935.12－，河南舞阳人）
李继耐（2002.11-2004.09）（1942.07－，山东滕州人）
陈炳德（2004.09-2007.09）（1941.07－，江苏南通人）
常万全（2007.09-）（1949.01－，河南南阳人）
由于近几任总后和总装部长也都是由大军区司令员升任，因此下面将集中分析现任大军区司令员升任新一届军委成员（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总装备部部长）的可能性。至于参、后、装三部首长将如何安排，恐怕不到最后一刻谜底是不会揭晓。
现任的7位大军区司令员，从年龄上看，都能等到2012年换届（1947年及以后出生）。资历最长的是16军出身的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2004年从总长助理外放接替陈炳德的遗缺。通常正大区任职满2年可晋升上将军衔，可范直到4年后才获得晋升，似乎有些不合常理。因此，范能否在下届跻身军委，似乎并不让人看好。章沁生于2006年底接替熊光楷担任负责军事外交情报的副总长。半年后却突然外调广州军区司令员，令人大跌眼镜。章长期在机关和院校工作，毫无野战部队的中高级主官经历，在极为看重资历和“出身”的军队之中，章更适合扮演“幕僚”的角色，因此其前景也只能让人拭目以待。
其余5位大军区司令员，都是2007年“17大”前夕大换班时新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王国生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赵克石，是在60岁时才搭上扶正的“末班车”，他们（以及1948年生人的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要这个年龄进入新一届军委似乎有些偏大。不过，近些年来，31军干部“异军突起”，不知老军长赵克石有没有机会为31军再创“新高”。“50后”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和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是最年轻的两位大军区司令员，房峰辉为“西北军”红人，将门之后张又侠则是目前唯一具有实战经验的大军区司令员。房张二人应该有更大机会成为新一届军委组成人员。
近20年内，总政治部共经历了4位主任。
杨白冰（1987.11-1992.11）（1920.09－，重庆潼南人）
于永波（1992.11-2002.11）（1931.09－，辽宁瓦房店人）
徐才厚（2002.11-2004.09）（1943.06－，辽宁瓦房店人）
李继耐（2004.09-）（1942.07－，山东滕州人）
在这4位总政主任中，只有杨白冰担任过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以及徐才厚曾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于永波于1989年12月从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是江接任军委主席后提拔的第一位正大军区职干部，3年后“扶正”，此后担任主任职务长达10年，是总政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主任。李继耐的情况比较特殊，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在二炮部队工作。1985年进入总政，1990年成为副大军区职的总政副主任。1992年总政大换班时，调入国防科工委，1995年升任政委。1998年，国防科工委改组为总装备部后，李继耐又成为总装的首任政委。2002年换届时，原总装部长曹刚川升任军委副主席，李也进入军委，并出人意料的转任总装部长，直到2年后重回总政。
与参、后、装首长大都“出身”于大军区司令员的情况不太一样的是，总政主任并非都有大军区政委任职的经历。由此可见，年龄、履历等客观条件之外的其他因素，才是决定总政主任人选的关键。因此，下任总政主任将是最具不可预知性的一位军委成员。可以这样认为，现任所有1947年后出生的正大军区职政工干部都可担任总政主任。根据现有资料来看，至少有7人符合这个条件，而除邓昌友外，他们都是2004年后新提拔的正大区干部。
邓昌友（1947.02-）2002.05起任空军政治委员
刘晓江（1949-）2008.07起任海军政治委员
李长才（1949.01-）2007.09起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
张海阳（1949.07-）2005.12起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
刘 源（1951-）2005.12起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张 阳（1951.08-）2007.09起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
贾廷安（1952-）2007.12起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陈国令（？）2007.06起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
童世平（？）2007.09起任国防大学政治委员
军委原副主席张震之子张海阳，是胡全面主持军委工作后提拔的第一位大军区政委，可见胡对其之信任。而且，张的履历之完备，为同级干部中所少有。张长期在21军工作，1985-1987年在61师政委任上率部参加老山轮战，并曾与常万全共事过一段时间（常在老山轮战时为139师副师长，与61师同归47军指挥，后调任61师师长）。1992年，张又调入总参兵种部工作。1996年再次外放担任27军政委，2002年升任北京军区政委，2005年升任成都军区政委。毫无疑问，张海阳是最具实力接替总政主任的人选之一。
陈国令是16军成长起来的干部，2004年南下担任广州军区副政委，3年后再升任南京军区政委。张阳是目前最年轻的大军区政委，从师政委到大军区政委，只花了不到10年的时间。李长才则是从南京军区冲出的一匹“黑马”，副大区任职只有2年时间便升任兰州军区政委。这3人应该算是同一起跑线上的总政主任候选人。
2012年将是空军政委邓昌友的“10年大限”，正好也是正大区65岁的上限，这样的年龄已经不具备任何优势。来自海军的刘晓江、童世平，从理论上讲，也有出任总政主任的可能，但在“大陆军”的背景下，由非陆军将领主掌总政的难度实在太大。同样，四总部在短期之内还将维持“陆军为首，三军合成”的模式。
至于刘源虽与张海阳同时提拔的正大区，但其军中资历甚浅。而同样也是从地方转入军队的贾廷安，虽为江办主任出身，恐怕不会再扮演当年王瑞林的“角色”。刘、贾二人能位列正大区，估计更多是出于营造“和谐”气氛的考虑。
由于于永波、徐才厚、李继耐都曾担任过总政副主任，因此这一任职经历也可做为主任继任人选的重要考虑。明年将有2位总政副主任退役，如果有前述的一位大军区政委进京补缺，那么此人的履历必将更加完备。
1982年冬，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确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为避免机构重叠，中共中央决定，国家军委与党的军委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不过，最初的两届国家中央军委与中共中央军委，在组成人员上并不完全相同。国家中央军委由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组成，而中共中央军委则由主席、副主席（常务副主席、第一副主席）、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组成。1992年10月后，新一届的中共中央军委不再设置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人员为主席、副主席、委员。此后，历届国家中央军委的机构设置与组成人员与中共中央军委完全相同。
1982年以后，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及总装备部部长（1998年10月后）一直是当然的军委组成人员，唯一例外是赵南起在担任总后勤部部长期间（1987.11-1992.11），只是国家军委委员，而不是党的军委副秘书长。到2012年时，除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总参谋长陈炳德、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都年逾七旬。而常万全也应会调整职务。因此，四位总部首长都会在“18大”前后易人。在组织编制中，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主任是军委委员职和正大军区职中的一个职级，其军内地位仅次于主席和副主席。迟浩田以后的历任总参谋长都有两个大军区司令员经历。总政治部主任的来源则呈“多元化”，都是从外单位调入，说明履历并非首要考虑因素。至于总后和总装部长，早先的似乎还有专业化的考虑，像赵南起是“老后勤”，曹刚川是“老装备”。而后来的继任者，除了政工出身的李继耐当过2年总装部长，其余都是大军区司令员出身，还是总长的。傅全有、陈炳德都只干了半届，便又转任总参谋长。
近20年内，共经历了5位总参谋长。任职时间最长的是傅全有，前后7年多，在总参历史上仅次于杨得志（7年8个月）。除了迟浩田以58岁就任之外，以后的历任都在62岁以上。
迟浩田（1987.11-1992.11）（1929.07－，山东招远人）
张万年（1992.11-1995.09）（1928.08－，山东龙口人）
傅全有（1995.09-2002.11）（1930.11－，山西崞县人）
梁光烈（2002.11-2007.09）（1940.12－，四川三台人）
陈炳德（2007.09-）（1941.07－，江苏南通人）
迟浩田为政工干部出身，而此后的4位总长都是有2个大军区司令员的经历，张万年是广州军区和济南军区，傅全有是成都军区和兰州军区，梁光烈是沈阳军区和南京军区，陈炳德是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北京军区司令员还没有担任过总参谋长（历史上也只有杨成武担任过代理总长）。而且，张万年、傅全有和梁光烈都有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经历。历任总参谋长都没有从副总参谋长“扶正”，迟浩田、张万年、梁光烈为从大军区领导直接升任，傅全有和陈炳德为总后和总装部长调任。
下任总参谋长，也有两个可能。或为留任的军委委员改任，或从现任大军区司令员中产生。留任的军委委员中，以总装备部长常万全和空军司令员许其亮最有可能成为总参谋长，常万全来自47军，在沈阳军区担任过3年的司令员。而且，常在21军61师师长任上曾与时任师政委的张海阳共事半年。许其亮的情况在前文中已有过讨论，这里就不再多说。
近20年内，共有4位总后勤部部长。任职时间最长的是王克，不过，现任部长廖锡龙待本届结束时将任满10年，成为总后历史上任期第二长的部长，仅次于任职长达12年的邱会作。
赵南起（1987.11-1992.11）（1927.04－，吉林永吉人）
傅全有（1992.11-1995.09）（1930.11－，山西崞县人）
王 克（1995.09-2002.11）（1931.08－，安徽省萧县人）
廖锡龙（2002.11-）（1940.07－，贵州思南人）
总装备部组建虽然只有10年，却也经历了4位部长，而且前三位都调任了更高职务，给人感觉总装更像一个安排干部过渡的部门：
曹刚川（1998.04-2002.11）（1935.12－，河南舞阳人）
李继耐（2002.11-2004.09）（1942.07－，山东滕州人）
陈炳德（2004.09-2007.09）（1941.07－，江苏南通人）
常万全（2007.09-）（1949.01－，河南南阳人）
由于近几任总后和总装部长也都是由大军区司令员升任，因此下面将集中分析现任大军区司令员升任新一届军委成员（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总装备部部长）的可能性。至于参、后、装三部首长将如何安排，恐怕不到最后一刻谜底是不会揭晓。
现任的7位大军区司令员，从年龄上看，都能等到2012年换届（1947年及以后出生）。资历最长的是16军出身的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2004年从总长助理外放接替陈炳德的遗缺。通常正大区任职满2年可晋升上将军衔，可范直到4年后才获得晋升，似乎有些不合常理。因此，范能否在下届跻身军委，似乎并不让人看好。章沁生于2006年底接替熊光楷担任负责军事外交情报的副总长。半年后却突然外调广州军区司令员，令人大跌眼镜。章长期在机关和院校工作，毫无野战部队的中高级主官经历，在极为看重资历和“出身”的军队之中，章更适合扮演“幕僚”的角色，因此其前景也只能让人拭目以待。
其余5位大军区司令员，都是2007年“17大”前夕大换班时新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王国生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赵克石，是在60岁时才搭上扶正的“末班车”，他们（以及1948年生人的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要这个年龄进入新一届军委似乎有些偏大。不过，近些年来，31军干部“异军突起”，不知老军长赵克石有没有机会为31军再创“新高”。“50后”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和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是最年轻的两位大军区司令员，房峰辉为“西北军”红人，将门之后张又侠则是目前唯一具有实战经验的大军区司令员。房张二人应该有更大机会成为新一届军委组成人员。
近20年内，总政治部共经历了4位主任。
杨白冰（1987.11-1992.11）（1920.09－，重庆潼南人）
于永波（1992.11-2002.11）（1931.09－，辽宁瓦房店人）
徐才厚（2002.11-2004.09）（1943.06－，辽宁瓦房店人）
李继耐（2004.09-）（1942.07－，山东滕州人）
在这4位总政主任中，只有杨白冰担任过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以及徐才厚曾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于永波于1989年12月从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是江接任军委主席后提拔的第一位正大军区职干部，3年后“扶正”，此后担任主任职务长达10年，是总政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主任。李继耐的情况比较特殊，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在二炮部队工作。1985年进入总政，1990年成为副大军区职的总政副主任。1992年总政大换班时，调入国防科工委，1995年升任政委。1998年，国防科工委改组为总装备部后，李继耐又成为总装的首任政委。2002年换届时，原总装部长曹刚川升任军委副主席，李也进入军委，并出人意料的转任总装部长，直到2年后重回总政。
与参、后、装首长大都“出身”于大军区司令员的情况不太一样的是，总政主任并非都有大军区政委任职的经历。由此可见，年龄、履历等客观条件之外的其他因素，才是决定总政主任人选的关键。因此，下任总政主任将是最具不可预知性的一位军委成员。可以这样认为，现任所有1947年后出生的正大军区职政工干部都可担任总政主任。根据现有资料来看，至少有7人符合这个条件，而除邓昌友外，他们都是2004年后新提拔的正大区干部。
邓昌友（1947.02-）2002.05起任空军政治委员
刘晓江（1949-）2008.07起任海军政治委员
李长才（1949.01-）2007.09起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
张海阳（1949.07-）2005.12起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
刘 源（1951-）2005.12起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张 阳（1951.08-）2007.09起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
贾廷安（1952-）2007.12起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陈国令（？）2007.06起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
童世平（？）2007.09起任国防大学政治委员
军委原副主席张震之子张海阳，是胡全面主持军委工作后提拔的第一位大军区政委，可见胡对其之信任。而且，张的履历之完备，为同级干部中所少有。张长期在21军工作，1985-1987年在61师政委任上率部参加老山轮战，并曾与常万全共事过一段时间（常在老山轮战时为139师副师长，与61师同归47军指挥，后调任61师师长）。1992年，张又调入总参兵种部工作。1996年再次外放担任27军政委，2002年升任北京军区政委，2005年升任成都军区政委。毫无疑问，张海阳是最具实力接替总政主任的人选之一。
陈国令是16军成长起来的干部，2004年南下担任广州军区副政委，3年后再升任南京军区政委。张阳是目前最年轻的大军区政委，从师政委到大军区政委，只花了不到10年的时间。李长才则是从南京军区冲出的一匹“黑马”，副大区任职只有2年时间便升任兰州军区政委。这3人应该算是同一起跑线上的总政主任候选人。
2012年将是空军政委邓昌友的“10年大限”，正好也是正大区65岁的上限，这样的年龄已经不具备任何优势。来自海军的刘晓江、童世平，从理论上讲，也有出任总政主任的可能，但在“大陆军”的背景下，由非陆军将领主掌总政的难度实在太大。同样，四总部在短期之内还将维持“陆军为首，三军合成”的模式。
至于刘源虽与张海阳同时提拔的正大区，但其军中资历甚浅。而同样也是从地方转入军队的贾廷安，虽为江办主任出身，恐怕不会再扮演当年王瑞林的“角色”。刘、贾二人能位列正大区，估计更多是出于营造“和谐”气氛的考虑。
由于于永波、徐才厚、李继耐都曾担任过总政副主任，因此这一任职经历也可做为主任继任人选的重要考虑。明年将有2位总政副主任退役，如果有前述的一位大军区政委进京补缺，那么此人的履历必将更加完备。
2008年10月23日星期四
从当前军队的人事布局，展望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三）
二、军兵种司令员
军兵种主官的编制级别一直是正大军区职，使这些非陆军军兵种将领的提升空间极为有限。2004年以前，在本军兵种外担任过正大军区职的非陆军将领屈指可数。2004年9月，海军司令员张定发、空军司令员乔清晨和第二炮兵司令员靖志远同时出任军委委员，成为近20年间，继刘华清、李继耐后，再次进入军委的非陆军出身的将领（刘华清应该算是半路出家的海军，1988年授（陆军）上将军衔）。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以军兵种主官的身份首次进入军委。在“17大”上，三个军委委员的名额继续留给了海军、空军和二炮的司令员。而在新一届军委中，有望继续维持这种体制。
军兵种司令员出任军委委员（并有望成为“惯例”）后，从事实上将其相应的职级提高了一级，也使军兵种司令员的任职途径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过去，军兵种司令员严格遵守正大军区职年龄65岁和任职时间不超过10年的两个上限，并由副大军区职干部升任。然而，军兵种司令员成为军委委员后，过去在正大军区职时的两个上限不再有效。而且，其继任人选也不能再副大军区职，至少需一段时间正大军区任职的过渡。2004年9月军兵种主官出任军委委员前的6月，吴胜利和许其亮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正大军区职），其实是为他们在“17大”接掌海军和空军埋下伏笔。不过，张定发因病意外离职，吴胜利提前接班。而乔清晨则在68岁时，其任期届满前夕离任，许其亮顺利任升空军司令员。
目前的三位军兵种司令员中，第二炮兵司令员靖志远为前届留任。到2012年换届时，靖已68岁，留任的可能性不大。二炮部队目前尚无人担任本军兵种外的的正大军区职，其“接班人”必然从本部队的大区副职干部中产生。从年龄、履历等客观条件考虑，副司令员王久荣和参谋长魏凤和最具实力：他们都为1950年代生人，都曾在54基地工作，都担任过基地主官，到明年秋天时副大区任职时间都在3年左右，王还是二炮的前任参谋长。当然，魏在“17大”上入选中央候补委员，更具优势。不过，葛东升当年也是二炮参谋长和中央候补委员，最终却“蛰居”在军事科学院。
如果需要安排二炮司令员“接班人”的话，极有可能在近年内，将其提拔到正大军区职岗位。目前，军事科学院院长和国防大学校长都是去年新任，年龄上也不存在近年内去职的可能。可供二炮将领选择的，只剩下副总参谋长。因此今明两年内出缺的三个副总参谋长，可能将为二炮司令员“接班人”完成正大区职的过渡提供机会。
空军是目前在任正大军区职最多的非陆军军种，副总参谋长马晓天、军事科学院院长刘成军，以及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振起都是空军出身。有理由相信，现任空军司令员许其亮在下一届军委中，将会出任更加重要的职务。因此，下任空军司令员的人选，同时做为下届军委中第二位空军将领，也将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早些年坊间对马晓天与许其亮谁将出任空军司令员，还有过一番争论，最后的结论是“既生天，何生亮？”。许接掌空军后，马晓天转任副总参谋长。根据目前几位副总长的分工，马主管军事外事工作，却似乎与总长助理陈小工负责的军事情报工作有所重叠。刘成军则是连续第二位出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空军将领，似乎还是乔清晨当年在的空26师的老部下。马、刘二人都曾担任过航空兵师长、军长、军区空军司令员和空军副司令员，履历完整，可以说具备了出任空军司令员的所有客观条件。然而，他们等到2012年时，都已63岁，这个年龄已经不算年轻。不过，目前空军副大军区职的军事干部，大都是1949年及以前出生，只有参谋长杨国海是1950年生人（副司令员赵忠新的出生时间不详）。至于比较年轻的正军职干部，如1956年后出生的张建平、乙晓光、丁来杭等人，最早也得等到2010年贾永生和刘忠兴卸任时，才有机会晋升副大区，现在讨论他们的接班问题似乎为时还早。
在下一届军委中，存在出现两位空军将领的可能性。如果出于军兵种平衡的考虑，海军也有可能获得相同数量的“席位”。届时，67岁的吴胜利有望继续留任，但海军司令员一职可能交由一位新人担任。而吴作为最为年长的现役上将，凭此资历，是出任国防部长的最佳人选。1983年新宪法颁布以后，国防部长成为一个“位高权轻”的“虚职”，通常由资深将领出任，主要从事军队的外事工作以及与人大、国务院的沟通。不过，此前的历任国防部长在党内普遍具有有较高职务，从而能保证其在党内和军内的足够影响力。但现任国防部长梁光烈仅为排名第一的军委委员，因此是历史上最为“弱势”的一位。在各军兵种中，海军的对外交往相对较多，吴胜利在担任南海舰队司令员期间多次接待外军来访，就任海军司令员后也先后出访过美国、英国，积累了不少外事工作经验。如果吴能出任国防部长，将成为第一位担任此职务的非陆军将领，并可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全新面貌。
其实，如果当年没有发生“361潜艇事件”，2004年7月调任副总参谋长的海军将领极有可能是丁一平，而不是吴胜利。甚至可以认为，丁一平不但被问责降职，更与海军司令员一职“失之交臂”。军队人事圈中有个说法，“年龄是个宝”，这在丁一平身上确实得到了应验。当年受到处分的那一批海军将领中，石云生、杨怀庆、陈先锋的军职都从此画上了“句号”。丁在海军副参谋长任上蛰居几年后，终于等到“东山再起”的机会（同时被降职的北海舰队参谋长肖新年去年也重新回到正军职岗位上）。2006年8月重新出任海军副司令员，并在“17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海军现任的5位副司令员中，丁仍为最年轻的一位。当然，丁能“东山再起”，不仅仅只是依仗着年龄优势。当年同样因重大事故被免职的何道泉，是从北京军区调到国防大学恢复副大区职。丁能继续在海军担任要职，并连任中央候补委员，充分表明中央对丁的信任和肯定。
海军的军事干部中，尚无在外单位担任正大军区职者。在副大区职将领中，与丁年龄相近的还有总参谋长助理孙建国、副司令员张永义，以及三个舰队司令员田中、徐洪猛和苏士亮，都有可能成为接任海军司令员的候选人。其中孙建国出身潜艇部队，也是中央候补委员。近20年中，海军已经有张连忠和张定发两位司令员来自潜艇部队。但孙最大的劣势是无舰队主官经历，最好能于近年外放出任舰队司令员。不过，如果丁一平顺势升任副总长的话，倒有可能成为接班的重要信号。田中虽然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但他能在去年一年之内，完成副军、正军、副大区的“两级跳”，必有格外的出人之处，必将为海军司令员人选“第二梯队”的领军人物。
（待续）
军兵种主官的编制级别一直是正大军区职，使这些非陆军军兵种将领的提升空间极为有限。2004年以前，在本军兵种外担任过正大军区职的非陆军将领屈指可数。2004年9月，海军司令员张定发、空军司令员乔清晨和第二炮兵司令员靖志远同时出任军委委员，成为近20年间，继刘华清、李继耐后，再次进入军委的非陆军出身的将领（刘华清应该算是半路出家的海军，1988年授（陆军）上将军衔）。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以军兵种主官的身份首次进入军委。在“17大”上，三个军委委员的名额继续留给了海军、空军和二炮的司令员。而在新一届军委中，有望继续维持这种体制。
军兵种司令员出任军委委员（并有望成为“惯例”）后，从事实上将其相应的职级提高了一级，也使军兵种司令员的任职途径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过去，军兵种司令员严格遵守正大军区职年龄65岁和任职时间不超过10年的两个上限，并由副大军区职干部升任。然而，军兵种司令员成为军委委员后，过去在正大军区职时的两个上限不再有效。而且，其继任人选也不能再副大军区职，至少需一段时间正大军区任职的过渡。2004年9月军兵种主官出任军委委员前的6月，吴胜利和许其亮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正大军区职），其实是为他们在“17大”接掌海军和空军埋下伏笔。不过，张定发因病意外离职，吴胜利提前接班。而乔清晨则在68岁时，其任期届满前夕离任，许其亮顺利任升空军司令员。
目前的三位军兵种司令员中，第二炮兵司令员靖志远为前届留任。到2012年换届时，靖已68岁，留任的可能性不大。二炮部队目前尚无人担任本军兵种外的的正大军区职，其“接班人”必然从本部队的大区副职干部中产生。从年龄、履历等客观条件考虑，副司令员王久荣和参谋长魏凤和最具实力：他们都为1950年代生人，都曾在54基地工作，都担任过基地主官，到明年秋天时副大区任职时间都在3年左右，王还是二炮的前任参谋长。当然，魏在“17大”上入选中央候补委员，更具优势。不过，葛东升当年也是二炮参谋长和中央候补委员，最终却“蛰居”在军事科学院。
如果需要安排二炮司令员“接班人”的话，极有可能在近年内，将其提拔到正大军区职岗位。目前，军事科学院院长和国防大学校长都是去年新任，年龄上也不存在近年内去职的可能。可供二炮将领选择的，只剩下副总参谋长。因此今明两年内出缺的三个副总参谋长，可能将为二炮司令员“接班人”完成正大区职的过渡提供机会。
空军是目前在任正大军区职最多的非陆军军种，副总参谋长马晓天、军事科学院院长刘成军，以及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振起都是空军出身。有理由相信，现任空军司令员许其亮在下一届军委中，将会出任更加重要的职务。因此，下任空军司令员的人选，同时做为下届军委中第二位空军将领，也将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早些年坊间对马晓天与许其亮谁将出任空军司令员，还有过一番争论，最后的结论是“既生天，何生亮？”。许接掌空军后，马晓天转任副总参谋长。根据目前几位副总长的分工，马主管军事外事工作，却似乎与总长助理陈小工负责的军事情报工作有所重叠。刘成军则是连续第二位出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空军将领，似乎还是乔清晨当年在的空26师的老部下。马、刘二人都曾担任过航空兵师长、军长、军区空军司令员和空军副司令员，履历完整，可以说具备了出任空军司令员的所有客观条件。然而，他们等到2012年时，都已63岁，这个年龄已经不算年轻。不过，目前空军副大军区职的军事干部，大都是1949年及以前出生，只有参谋长杨国海是1950年生人（副司令员赵忠新的出生时间不详）。至于比较年轻的正军职干部，如1956年后出生的张建平、乙晓光、丁来杭等人，最早也得等到2010年贾永生和刘忠兴卸任时，才有机会晋升副大区，现在讨论他们的接班问题似乎为时还早。
在下一届军委中，存在出现两位空军将领的可能性。如果出于军兵种平衡的考虑，海军也有可能获得相同数量的“席位”。届时，67岁的吴胜利有望继续留任，但海军司令员一职可能交由一位新人担任。而吴作为最为年长的现役上将，凭此资历，是出任国防部长的最佳人选。1983年新宪法颁布以后，国防部长成为一个“位高权轻”的“虚职”，通常由资深将领出任，主要从事军队的外事工作以及与人大、国务院的沟通。不过，此前的历任国防部长在党内普遍具有有较高职务，从而能保证其在党内和军内的足够影响力。但现任国防部长梁光烈仅为排名第一的军委委员，因此是历史上最为“弱势”的一位。在各军兵种中，海军的对外交往相对较多，吴胜利在担任南海舰队司令员期间多次接待外军来访，就任海军司令员后也先后出访过美国、英国，积累了不少外事工作经验。如果吴能出任国防部长，将成为第一位担任此职务的非陆军将领，并可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全新面貌。
其实，如果当年没有发生“361潜艇事件”，2004年7月调任副总参谋长的海军将领极有可能是丁一平，而不是吴胜利。甚至可以认为，丁一平不但被问责降职，更与海军司令员一职“失之交臂”。军队人事圈中有个说法，“年龄是个宝”，这在丁一平身上确实得到了应验。当年受到处分的那一批海军将领中，石云生、杨怀庆、陈先锋的军职都从此画上了“句号”。丁在海军副参谋长任上蛰居几年后，终于等到“东山再起”的机会（同时被降职的北海舰队参谋长肖新年去年也重新回到正军职岗位上）。2006年8月重新出任海军副司令员，并在“17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海军现任的5位副司令员中，丁仍为最年轻的一位。当然，丁能“东山再起”，不仅仅只是依仗着年龄优势。当年同样因重大事故被免职的何道泉，是从北京军区调到国防大学恢复副大区职。丁能继续在海军担任要职，并连任中央候补委员，充分表明中央对丁的信任和肯定。
海军的军事干部中，尚无在外单位担任正大军区职者。在副大区职将领中，与丁年龄相近的还有总参谋长助理孙建国、副司令员张永义，以及三个舰队司令员田中、徐洪猛和苏士亮，都有可能成为接任海军司令员的候选人。其中孙建国出身潜艇部队，也是中央候补委员。近20年中，海军已经有张连忠和张定发两位司令员来自潜艇部队。但孙最大的劣势是无舰队主官经历，最好能于近年外放出任舰队司令员。不过，如果丁一平顺势升任副总长的话，倒有可能成为接班的重要信号。田中虽然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但他能在去年一年之内，完成副军、正军、副大区的“两级跳”，必有格外的出人之处，必将为海军司令员人选“第二梯队”的领军人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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