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治军（中）
任职年龄“七上八下”已经成为军委领导换届中的不成文规定。一“代”军委领导班子通常要跨过两届任期，因此，新一届军委的年龄结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新一届军委领导中的大多数，必须在62岁以下，才能确保完成2届任期。2002年，“16大”后的军委领导，大多为1940年后生人，且大都在1997年前后出任正大军区职。依此判断，1950年后出生者将成为“18大”后新一代军委班子的主体。然而，目前的正大军区职干部中，1950年后出生者，仅张又侠（1950）、刘源（1951）、房峰辉（1951）、张阳（1951）、贾廷安（1952）等寥寥几人。从年龄角度考虑，挑选新一代军委班子的候选人实在有些“捉襟见肘”。其实，近几十年来，军队一直在提倡干部“年轻化”，这个“老大难”问题却一直没能得到过很好解决。
高级将领任免实现“制度化”和“法制化”，是建立“文官治军”体制的最重要环节之一。1988年9月，解放军通过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2000年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官法》），规定了军官平时服现役的最高年龄，“军官达到平时服现役的最高年龄的，应当退出现役”。65岁、63岁、60岁，分别是正大军区职、副大军区职、正军职的最高服役年龄。但直到江泽民主军时期（1995年后），这个原则才真正得到贯彻执行。甚至还增加了另一个硬性规定，“担任师、军、大军区级职务的军官，正职和副职平时任职的最高年限分别为10年”，即人们常说的“10年大限”。此后，“超期服役”的正大军区职干部，仅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一人。
然而，军队干部“老龄化”的问题却始终无法得到有效解决。1992年，新任的3位大军区主官平均年龄高达62.7岁。此后，大军区主官的任职年龄逐年降低。1995年，新任的两位大军区主官姜福堂和廖锡龙分别只有54岁和55岁。1997年，“15大”结束后，大军区主官平均年龄只有58岁，成为近20年来最年轻的一届。不过，当时的军委领导班子则以近70岁“高龄”，与年轻的大军区主官形成鲜明对比。2002年“16大”后，军委领导的平均年龄63.3岁，而大军区主官的平均年龄“反弹”到60.2岁。近年来，经过一系列调整，目前大军区主官的平均年龄仍超过59岁，60岁以下者不到一半。“17大”时军委平均年龄仍有63.6岁，其中将有一半在5年内达到70岁“高龄”！
显然，正由于制度上仍存在缺陷，才使干部队伍建设无法跳出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怪圈”：“老龄化”，“年轻化”，再“老龄化”，再“年轻化”…在一定程度上，目前高级将领的“老龄化”问题，与《现役军官法》存在直接关系。比如，是否可将年龄与“军龄”相结合确定退役时间？为何不明确规定军委领导的任职最高年龄？军以下各级的任职最高年龄相差均为5岁，而军级到大军区级为何要相差10岁？正大军区职的任职最高年龄达65岁，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这样的年龄显然有些偏大。
2009年，一批正大军区职岗位面临调整。更多“50后”才可顺势上位，他们其中极有可能3年后再跻身军委领导班子。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什么意外。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何时才能摆脱这样一种被动、无奈的局面。
（待续）
2008年12月13日星期六
2008年12月6日星期六
从当前军队的人事布局，展望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六）
文官治军（上）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国家副主席习近平1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访的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阮克研一行。而在不到一个月以前的11月5日，习近平也以国家副主席身份会见了来访的塞尔维亚国防部长德拉甘·舒塔诺瓦茨。这是习成为政治局常委后，在公开报道中，第一次独立处理涉军事务。由于习目前尚无军中职务，因此，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参加军事外交活动，是习接触军队将领，了解军队事务的一个重要方式。这也预示着习已经开始“热身”，为正式进入军队领导层做好准备。
不出意外的话，习将在明年国庆60周年“大庆”前夕，出任排名第一的军委副主席。而在10年前的1999年9月，军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胡锦涛成为军委副主席。同时，郭伯雄、徐才厚出任军委委员。此后，郭、徐二人以军队领导人身份，跻身于“第四代”领导集体。现在最令人关注的问题是，谁将成为下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军方代表？
“文官治军”，始于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然而，这是并不成功的一次尝试。在30年前那个变幻莫测的政坛上，“老实人”华国锋注定只是一个“匆匆过客”。1977年，华国锋正式出任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军委副主席有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老帅和邓小平。不过，在众多创军建国的元老面前，华虽有“军委主席”其名，却难有“军委主席”之实。叶被毛赋予了“托孤护主”的重担，而邓则在政坛“三起三落”，被毛称为“绵里藏刀”。华、叶、邓三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三角关系，尤其是叶在其间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4年后，邓小平最终取代华，成为中央军委主席。于是，在整个1980年代出现了这个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奇怪现象，国家最高领导人和党的最高领导人，居然不是军队的最高统帅（胡耀邦甚至都不是军委副主席）。
1989年，江泽民接任军委主席，至少从形式上，重新回到“党指挥枪”的时代。但直到1992年，中央军委从机构设置上，取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秘书长一职，才算真正开始“文官治军”。邓公精心挑选了年近八旬的刘华清、张震出任军委副主席。显然，邓还是有些担心江镇不住军中大老，只有老将出马才能服众。然而，这样的安排，只能维持一届，甚至不到一届，毕竟年龄是个大问题。“年轻人”被“扶上了马”，后面的路怎么走，还是得靠自己。
回顾这段历史，从“11大”后的“风云变幻”，到“14大”前的“暗流涌动”，权力交接过程扑朔迷离，充满各种不确定因素。这也许是政治“后强人时代”普遍面临的问题。江不但接过了邓交予的权力，也顺利交给了以胡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更重要的是，江实践并确立了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交接模式。接班，花了6年时间。交班，前后也有5年。以“成熟稳健”的政治风格取代了过去的“急上急下”，在现有体制下，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江确实圆满完成了承前启后的任务。
在反映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电影《惊爆13天》（Thirteen Days）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美国对古巴设立海上封锁线，进行“隔离”。但苏联货船把禁令置若罔闻，继续驶向古巴。虽然肯尼迪总统已经下令“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火！”但坐镇海军指挥中心的年轻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仍和老将军海军参谋长安德森（George W. Anderson, Jr.）发生了激烈争执。军方要求开火以示警告，麦克纳马拉却极力反对，不到最后关头绝不开火。海军最终只是发出了警告性的照明弹，而苏联船只也停止前行。一场可能毁灭世界的大战终于得以避免。
“古巴导弹危机”考验了政治家们的智慧和胆识，同样也考验着美国的“文官治军”原则。军方坚决要求以武力捍卫国家安全，对于任何挑衅行为绝不示弱。而以总统和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为首的“文官”，坚持通过政治手段化解危机。虽然双方存在巨大分歧，但文官系统始终牢牢掌控着军队，确保了事件最终和平解决。
在西方国家，“文官治军”原则能得以很好的贯彻执行，得益于几个基本原则：国家化，法制化、职业化。法律规定军队纳入国家体系之内，接受文官政府领导，由议会决定国防政策和军队体制等原则问题。由于高层文官会随政府更迭而易人，要保持军事战略的连续和军队建设的稳定，必须依靠法治而非“人治”。军人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军队中不允许存在任何政治组织。
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之下，“党指挥枪”是根本原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文官治军”的变种。由于军队独立于政府之外，只有将军队纳入党的系统，才能确保军队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然而，正由于军队将领在党的领导层始终拥有一定的席次，从制度上，便无法避免军队对政治的影响。当年，“军队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一句口号，彰显了军方左右政局的意图，更让文官“忧心忡忡”。虽然，近年内不断强调“依法治军”，但在现行体制中，“人”依旧是最关键因素。
文官担任了三军统帅，只有依靠军人作为“左膀右臂”，才能实践“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于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担任军委主席，同时安排两位军人担任副主席。其中一位善于军事指挥，一位负责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军委领导核心的这种“1+2”模式，也是军队在党委领导下“双首长”制的最高形式。两位军人副主席之间，还能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从而确保文官主席权力的稳定。江泽民时代，挑选了军事干部张万年和政工干部迟浩田担任副主席。本届军委中，两位副主席郭伯雄与徐才厚同样与是一军一政。虽然之前曹刚川曾担任过一届副主席，但曹为技术干部出身，在副主席任上主要从事国防部长的礼节性活动。郭、徐二人才是真正的“主角”。
（待续）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国家副主席习近平1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访的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阮克研一行。而在不到一个月以前的11月5日，习近平也以国家副主席身份会见了来访的塞尔维亚国防部长德拉甘·舒塔诺瓦茨。这是习成为政治局常委后，在公开报道中，第一次独立处理涉军事务。由于习目前尚无军中职务，因此，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参加军事外交活动，是习接触军队将领，了解军队事务的一个重要方式。这也预示着习已经开始“热身”，为正式进入军队领导层做好准备。
不出意外的话，习将在明年国庆60周年“大庆”前夕，出任排名第一的军委副主席。而在10年前的1999年9月，军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胡锦涛成为军委副主席。同时，郭伯雄、徐才厚出任军委委员。此后，郭、徐二人以军队领导人身份，跻身于“第四代”领导集体。现在最令人关注的问题是，谁将成为下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军方代表？
“文官治军”，始于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然而，这是并不成功的一次尝试。在30年前那个变幻莫测的政坛上，“老实人”华国锋注定只是一个“匆匆过客”。1977年，华国锋正式出任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军委副主席有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四位老帅和邓小平。不过，在众多创军建国的元老面前，华虽有“军委主席”其名，却难有“军委主席”之实。叶被毛赋予了“托孤护主”的重担，而邓则在政坛“三起三落”，被毛称为“绵里藏刀”。华、叶、邓三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三角关系，尤其是叶在其间起着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4年后，邓小平最终取代华，成为中央军委主席。于是，在整个1980年代出现了这个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奇怪现象，国家最高领导人和党的最高领导人，居然不是军队的最高统帅（胡耀邦甚至都不是军委副主席）。
1989年，江泽民接任军委主席，至少从形式上，重新回到“党指挥枪”的时代。但直到1992年，中央军委从机构设置上，取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秘书长一职，才算真正开始“文官治军”。邓公精心挑选了年近八旬的刘华清、张震出任军委副主席。显然，邓还是有些担心江镇不住军中大老，只有老将出马才能服众。然而，这样的安排，只能维持一届，甚至不到一届，毕竟年龄是个大问题。“年轻人”被“扶上了马”，后面的路怎么走，还是得靠自己。
回顾这段历史，从“11大”后的“风云变幻”，到“14大”前的“暗流涌动”，权力交接过程扑朔迷离，充满各种不确定因素。这也许是政治“后强人时代”普遍面临的问题。江不但接过了邓交予的权力，也顺利交给了以胡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更重要的是，江实践并确立了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交接模式。接班，花了6年时间。交班，前后也有5年。以“成熟稳健”的政治风格取代了过去的“急上急下”，在现有体制下，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江确实圆满完成了承前启后的任务。
在反映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电影《惊爆13天》（Thirteen Days）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美国对古巴设立海上封锁线，进行“隔离”。但苏联货船把禁令置若罔闻，继续驶向古巴。虽然肯尼迪总统已经下令“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火！”但坐镇海军指挥中心的年轻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仍和老将军海军参谋长安德森（George W. Anderson, Jr.）发生了激烈争执。军方要求开火以示警告，麦克纳马拉却极力反对，不到最后关头绝不开火。海军最终只是发出了警告性的照明弹，而苏联船只也停止前行。一场可能毁灭世界的大战终于得以避免。
“古巴导弹危机”考验了政治家们的智慧和胆识，同样也考验着美国的“文官治军”原则。军方坚决要求以武力捍卫国家安全，对于任何挑衅行为绝不示弱。而以总统和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为首的“文官”，坚持通过政治手段化解危机。虽然双方存在巨大分歧，但文官系统始终牢牢掌控着军队，确保了事件最终和平解决。
在西方国家，“文官治军”原则能得以很好的贯彻执行，得益于几个基本原则：国家化，法制化、职业化。法律规定军队纳入国家体系之内，接受文官政府领导，由议会决定国防政策和军队体制等原则问题。由于高层文官会随政府更迭而易人，要保持军事战略的连续和军队建设的稳定，必须依靠法治而非“人治”。军人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军队中不允许存在任何政治组织。
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之下，“党指挥枪”是根本原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文官治军”的变种。由于军队独立于政府之外，只有将军队纳入党的系统，才能确保军队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然而，正由于军队将领在党的领导层始终拥有一定的席次，从制度上，便无法避免军队对政治的影响。当年，“军队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一句口号，彰显了军方左右政局的意图，更让文官“忧心忡忡”。虽然，近年内不断强调“依法治军”，但在现行体制中，“人”依旧是最关键因素。
文官担任了三军统帅，只有依靠军人作为“左膀右臂”，才能实践“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于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担任军委主席，同时安排两位军人担任副主席。其中一位善于军事指挥，一位负责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军委领导核心的这种“1+2”模式，也是军队在党委领导下“双首长”制的最高形式。两位军人副主席之间，还能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从而确保文官主席权力的稳定。江泽民时代，挑选了军事干部张万年和政工干部迟浩田担任副主席。本届军委中，两位副主席郭伯雄与徐才厚同样与是一军一政。虽然之前曹刚川曾担任过一届副主席，但曹为技术干部出身，在副主席任上主要从事国防部长的礼节性活动。郭、徐二人才是真正的“主角”。
（待续）
从当前军队的人事布局，展望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五）
近几届军委领导班子情况汇总
“十四大”
1992年10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刘华清（中央政治局常委）
张 震
委员
迟浩田（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张万年（总参谋长）
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
傅全有（总后勤部部长）
1995年9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刘华清（中央政治局常委）
张 震
张万年（中央政治局委员）
迟浩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委员
傅全有（总参谋长）
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
王 克（总后勤部部长）
王瑞林（总政治部副主任）
“十五大”
1997年9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张万年（中央政治局委员）
迟浩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委员
傅全有（总参谋长）
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
王 克（总后勤部部长）
王瑞林（总政治部副主任）
1998年10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张万年（中央政治局委员）
迟浩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委员
傅全有（总参谋长）
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
王 克（总后勤部部长）
王瑞林（总政治部副主任）
曹刚川（总装备部部长）
1999年9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胡锦涛（中央政治局常委）
张万年（中央政治局委员）
迟浩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委员
傅全有（总参谋长）
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
王 克（总后勤部部长）
王瑞林（总政治部副主任）
曹刚川（总装备部部长）
郭伯雄（常务副总参谋长）
徐才厚（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
“十六大”
2002年11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胡锦涛
郭伯雄（中央政治局委员）
曹刚川（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委员
徐才厚（中央书记处书记，总政治部主任）
梁光烈（总参谋长）
廖锡龙（总后勤部部长）
李继耐（总装备部部长）
2004年9月
主席
胡锦涛
副主席
郭伯雄（中央政治局委员）
曹刚川（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徐才厚（中央书记处书记）
委员
梁光烈（总参谋长）
李继耐（总政治部主任）
廖锡龙（总后勤部部长）
陈炳德（总装备部部长）
乔清晨（空军司令员）
张定发（海军司令员）（2006年12月14日病逝）
靖志远（第二炮兵司令员）
“十七大”
2007年10月
主席
胡锦涛
副主席
郭伯雄（中央政治局委员）
徐才厚（中央政治局委员）
委员
梁光烈（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陈炳德（总参谋长）
李继耐（总政治部主任）
廖锡龙（总后勤部部长）
常万全（总装备部部长）
靖志远（第二炮兵司令员）
吴胜利（海军司令员）
许其亮（空军司令员）
“十四大”
1992年10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刘华清（中央政治局常委）
张 震
委员
迟浩田（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张万年（总参谋长）
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
傅全有（总后勤部部长）
1995年9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刘华清（中央政治局常委）
张 震
张万年（中央政治局委员）
迟浩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委员
傅全有（总参谋长）
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
王 克（总后勤部部长）
王瑞林（总政治部副主任）
“十五大”
1997年9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张万年（中央政治局委员）
迟浩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委员
傅全有（总参谋长）
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
王 克（总后勤部部长）
王瑞林（总政治部副主任）
1998年10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张万年（中央政治局委员）
迟浩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委员
傅全有（总参谋长）
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
王 克（总后勤部部长）
王瑞林（总政治部副主任）
曹刚川（总装备部部长）
1999年9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胡锦涛（中央政治局常委）
张万年（中央政治局委员）
迟浩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委员
傅全有（总参谋长）
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
王 克（总后勤部部长）
王瑞林（总政治部副主任）
曹刚川（总装备部部长）
郭伯雄（常务副总参谋长）
徐才厚（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
“十六大”
2002年11月
主席
江泽民
副主席
胡锦涛
郭伯雄（中央政治局委员）
曹刚川（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委员
徐才厚（中央书记处书记，总政治部主任）
梁光烈（总参谋长）
廖锡龙（总后勤部部长）
李继耐（总装备部部长）
2004年9月
主席
胡锦涛
副主席
郭伯雄（中央政治局委员）
曹刚川（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徐才厚（中央书记处书记）
委员
梁光烈（总参谋长）
李继耐（总政治部主任）
廖锡龙（总后勤部部长）
陈炳德（总装备部部长）
乔清晨（空军司令员）
张定发（海军司令员）（2006年12月14日病逝）
靖志远（第二炮兵司令员）
“十七大”
2007年10月
主席
胡锦涛
副主席
郭伯雄（中央政治局委员）
徐才厚（中央政治局委员）
委员
梁光烈（国务委员，国防部长）
陈炳德（总参谋长）
李继耐（总政治部主任）
廖锡龙（总后勤部部长）
常万全（总装备部部长）
靖志远（第二炮兵司令员）
吴胜利（海军司令员）
许其亮（空军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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