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治军（中）
任职年龄“七上八下”已经成为军委领导换届中的不成文规定。一“代”军委领导班子通常要跨过两届任期，因此，新一届军委的年龄结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新一届军委领导中的大多数，必须在62岁以下，才能确保完成2届任期。2002年，“16大”后的军委领导，大多为1940年后生人，且大都在1997年前后出任正大军区职。依此判断，1950年后出生者将成为“18大”后新一代军委班子的主体。然而，目前的正大军区职干部中，1950年后出生者，仅张又侠（1950）、刘源（1951）、房峰辉（1951）、张阳（1951）、贾廷安（1952）等寥寥几人。从年龄角度考虑，挑选新一代军委班子的候选人实在有些“捉襟见肘”。其实，近几十年来，军队一直在提倡干部“年轻化”，这个“老大难”问题却一直没能得到过很好解决。
高级将领任免实现“制度化”和“法制化”，是建立“文官治军”体制的最重要环节之一。1988年9月，解放军通过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2000年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官法》），规定了军官平时服现役的最高年龄，“军官达到平时服现役的最高年龄的，应当退出现役”。65岁、63岁、60岁，分别是正大军区职、副大军区职、正军职的最高服役年龄。但直到江泽民主军时期（1995年后），这个原则才真正得到贯彻执行。甚至还增加了另一个硬性规定，“担任师、军、大军区级职务的军官，正职和副职平时任职的最高年限分别为10年”，即人们常说的“10年大限”。此后，“超期服役”的正大军区职干部，仅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一人。
然而，军队干部“老龄化”的问题却始终无法得到有效解决。1992年，新任的3位大军区主官平均年龄高达62.7岁。此后，大军区主官的任职年龄逐年降低。1995年，新任的两位大军区主官姜福堂和廖锡龙分别只有54岁和55岁。1997年，“15大”结束后，大军区主官平均年龄只有58岁，成为近20年来最年轻的一届。不过，当时的军委领导班子则以近70岁“高龄”，与年轻的大军区主官形成鲜明对比。2002年“16大”后，军委领导的平均年龄63.3岁，而大军区主官的平均年龄“反弹”到60.2岁。近年来，经过一系列调整，目前大军区主官的平均年龄仍超过59岁，60岁以下者不到一半。“17大”时军委平均年龄仍有63.6岁，其中将有一半在5年内达到70岁“高龄”！
显然，正由于制度上仍存在缺陷，才使干部队伍建设无法跳出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怪圈”：“老龄化”，“年轻化”，再“老龄化”，再“年轻化”…在一定程度上，目前高级将领的“老龄化”问题，与《现役军官法》存在直接关系。比如，是否可将年龄与“军龄”相结合确定退役时间？为何不明确规定军委领导的任职最高年龄？军以下各级的任职最高年龄相差均为5岁，而军级到大军区级为何要相差10岁？正大军区职的任职最高年龄达65岁，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这样的年龄显然有些偏大。
2009年，一批正大军区职岗位面临调整。更多“50后”才可顺势上位，他们其中极有可能3年后再跻身军委领导班子。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什么意外。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何时才能摆脱这样一种被动、无奈的局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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